故国一九一二完整文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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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一九一二完整文集阅读》精彩片段

袁在拜折复出之初，也自认尚有控制局势的能力，即“前敌军务，制胜不敢诩操左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至有北犯之虑。”

在洹上会晤荫昌后，复冯国璋信中大言：蠢兹小丑，不难一鼓荡平。”

袁世凯低估了革命党人的信仰和能量。

革命党人不仅迅速控制了东南财富之区，并站住了脚跟，到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有18省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云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贵州、广西、广东、福建、西川共13省以及上海宣布独立，袁世凯实际控制的省份只有北方少数几个，虽然军事力量一时间还占上风。

革命形势发展迅猛。

从革命军起至他南下督师这不足一个月之内，东南、西南，乃至西北各省，先后宣布起义“光复”者多有，而几乎都是兵不血刃。

各省督抚疆吏提镇，率皆望风迎降，没有婴城固守者，更鲜有率师“勤王”者。

南北各省绅士亦无一人团练自卫者，相反，却不乏在革命军兴以后，奋勇加入革命队伍，奔走联络革命军者。

总之，其形与势都与60年前镇压发、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袁世凯很快就认识到：“悉索敝赋，力与一战，未尝不能收复一二行省。

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

人心渙散，如决江河，己莫能御。”

于是，到袁世凯督师南下之时，对革命军采用的政策和手段，就由“剿”变“抚”，同革命军方面进行议和试探，即在军事重压下谈判。

革命党人在秉持革命反满、实行共和主张的前提下，一开始就以共和国大总统位置相许，对袁世凯实行的“策反”，也就是反“招安”，产生了有形与无形的巨大能量与诱惑力。

11月9日，袁世凯派赴武昌的“招安使”刘承恩、蔡廷干到达武昌，数日后带回了黄兴代表起义的革命党人以中国拿破仑、华盛顿相期许的信函。

在武昌的黎元洪、在北京的汪精卫、在上海的黄兴代表顾忠琛都有过类似推举袁世凯为新成立的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表达。

对国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好事；对个人，是千秋功业的大事。

这一切在袁世凯内心深处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道里计的。

它足以动摇袁世凯所说的“世受国恩”和“托孤受命”这一道德底线。

袁世凯对于革命党方面的“策反”是有明白表示的。

在南北议和第二次会议上，据唐绍仪说：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

此电由汪转杨度代达袁氏。

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

是袁氏亦赞成共和，不过不能出口耳。”

南北议和开始后，袁在北京接见汪精卫，两人有一席交谈。

“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汪谓）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

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

这表明，共和总统也是袁议和的选项。

此外，袁世凯本来视各地立宪党人为实行君宪政治的天然同盟军。

但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各省立宪党人大都附和革命，参加军政府，成为革命党人反对清政府的同盟军。

张謇致袁函说，“旬日以来，采听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潮流所趋，莫可如何’’，劝袁审时度势，“采众说以定政体”。

立宪党人思想取向和政治取向的转移，使袁世凯的君宪主张失去了最主要的支持力量和拥护者。

即使袁世凯集团内部，也有很多人因对清廷的失望而失去了忠心。

在清廷起复诏下之时，洹上就响起一片拒不奉诏之声，袁世凯南下督师驻扎孝感时，其亲信张一鏖也“曾驰电劝进”。

在清政府释放了汪精卫后，袁的长子袁克定，便立即同他结拜为盟兄弟。

但是，正如蔡廷干从武昌回来以后，对莫理循所说的：袁世凯虽然“在南方得人心，但被任命为总统还无把握”。

袁世凯不能不做两手准备。

总之，主客观情况都表明，袁世凯南北议和的目标，在君宪之外，共和作为一个选项，为时势所必须。

袁世凯择定唐绍仪作为北方首席代表。

二人的公谊私情交往俱深，从1884年袁世凯与唐绍仪在朝鲜首次见面起，两人相交己经28年，经历过种种风雨，甚至一起面临过战争考验。

唐一首是在袁的栽培扶掖下升发起来的，从而被袁视为可靠的政治伙伴与助手。

袁相信唐可以按照他的意图办事，贯彻他的主张。

袁也深知唐的留美学生背景，以及广府人士同南方革命党势力的人脉关系，一旦需要启用共和这个选项时，可以左右逢源。

这也许是袁世凯遴选唐绍仪做为议和北方首席代表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没承想，南北议和一开始，唐绍仪就把选项做为唯一的主项。

议和谈判共举行五次，会议记录收入《共和关键录》。

正如议和北方代表团成员蔡金台致赵尔巽长函所说，“万不料伍（廷芳）甫提及民主，唐（绍仪）即满口赞成”，“卒有由国会议决之奏”。

南北双方根本未有进行共和与立宪的交锋，北方代表团实际作鸟兽散。

证以会谈记录，蔡说大体不谬。

整个南北议和，唐绍仪所率代表团根本未做实行君宪的任何努力，这大概是袁世凯始料不及的。

唐绍仪临行前，袁唐如何运筹帷幄，袁如何面授机宜，不得而知，二人从未披露过，即使在唐绍仪与伍廷芳谈判的结果袁世凯甚不满意，而取消唐的代表资格之时。

这就是政治家的游戏规则。

无论袁世凯是以什么方式表达的，唐绍仪似乎己经心知肚明，袁的谈判底线，除了君主立宪而外，还心存有共和总统这个选项。

加上唐早年留学美国而养成的对共和制度的钟情，于是在南北谈判中，不待南方重申对袁世凯共和总统的承诺，就抛出了袁对黄兴来电所表白的那一番话，使南方未经任何周章，就获得了袁可以接受共和的谈判底牌。

唐绍仪请辞代表之后，袁唐二人仍然维持着政治伙伴的关系，这也是唐得以出任民初第一任总理的重要条件。

但是，此后，袁唐二人之间的关系明显地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

仅仅几个月之后，1912年6月，在任命首隶都督事件中，二人的矛盾就公开化了。

袁世凯对其长子袁克定说：“少川请病假赴津，将辞职。

名望太坏，只好许之”此处袁指唐“名望太坏”，不知是否包括他对唐在南北议和谈判时的某些不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起义的胜利，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11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西川省尤其激烈。

9月25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

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

革命新军力量薄弱，且文学社、共进会意见不一，群龙无首；同盟会渴望一夜之间“驱除鞑虏”，建立政权，但主要人物远在海外……起义伊始，同盟会中并无主要领导人参与。

最先谋划起义的是湖北当地的两个革命党团体，为文学社和共进会。

其负责人蒋翊武、孙武联系同盟会来主持起义，其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表示认可。

但是孙中山却并不赞同，他认为湖北离北京很近，一旦起义，很容易被清军派兵扼杀，所以他的首选依然是广州。

武昌功成，最急切的当然是孙中山，他迅速从海外归来，并顺利当上了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华侨中宣传革命，募集资金。

武昌起义的第三天，他适行于丹佛城，中午去饭店用膳，经过报摊买了份报纸，一则醒目电讯映入眼帘：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此前，孙中山曾收到黄兴从香港来电，报告武昌新军必动。

而今果然举义，胜利消息令他兴奋又欣慰。

此时此刻，他考虑着一个重要问题，拿他的话来说是：予以后之行踪，是否马上回国，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

思量再三，决定暂时留在国外，为未来的新政府争取国际支持，对此《孙中山选集》有载：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

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努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他马上付诸行动，在与中国最有关系的美、英、法三国展开外交活动：10月13日到达芝加哥后，与当地留学生、工商界侨胞开会，庆祝武昌起义成功，预祝中华民国成立，行将建立中华民国的消息，迅速传播美国各地；10月18日，在华盛顿致书美国国务卿诺斯克，要求作一秘密会晤；在纽约发表《通告各国书》，宣布新中国政策，旨要为满政府于我军起事以后所开之条约、租界及借款，一概永不承认；各国如有助满政府以攻我军者，即视同敌人；各国如有以军械供给满政府，一经查获，即行充公……11月中旬抵达英国伦敦，与英、美、法、德西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向清廷的借贷。

向英国政府与西国银行团提出，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发表演说，反对君主立宪，向世界宣布新政府未来的一项重大政策：行开放主义。

他说，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外资当大集于中国。

11月21日自伦敦到巴黎后，会见了法国朝野领袖，及《政治星期报》、《巴黎日报》记者，重申新中国政策，呼吁外资输入。

孙中山在美国与欧洲的外交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新政府迫切需要的财政援助，则并未完全如愿。

期间，欧美报章多有报道：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

武昌军政府还以孙中山的名义发号施令、布告安民；上海的《民立报》等报章，频频报道西方国家对于武昌革命之看法，并借外电之口提出“总统大约孙逸仙充之”。

——这显然就是以讹传讹！

然孙中山的态度是：余于共和政府大总统毫不介意，唯维持中国前途之责任，余可担当。

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对此极为赞赏：我们问他愿意就总统职务吗？

经过一番考虑后，他答道：“‘是的，倘若同时找不到更适当的人，我愿意就的。

’他的思想，绝对寻不到一点利欲心，为国谋利益就是他唯一的顾虑，绝不计较其他。

他不但没有顾虑到荣誉、地盘、地位和报酬，而且没有梦想过，总统重职的去就，他不管，万事以国家的改造为前提。”

辛亥革命己成燎原之势，2个月内己有14个省宣告独立，然大好形势中隐藏着危机。

湖北军政府在北洋军强大炮火攻击下连连失利，主张与袁世凯“议和”的呼声越来越高，除了那些混入革命阵营中的清廷旧臣外，革命党内部也有相当赞成者，商讨筹建共和政府的光复各省代表会议，有过如下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举其为临时大总统。

面临革命成果断送的危险，众多革命党人与社会有识之士相信，欲挽救危局，除孙中山外无第二人，他们热诚呼唤、翘首盼待孙中山尽快回国。

武昌军政府建立之初，就曾电请同盟会转电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

11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致电光复各省，请孙中山回国组织民国临时政府：大局初定，军政民政，亟须统一，拟联东南各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

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对革命前途深为担忧的同盟会黄兴、宋教仁、胡汉民、陈其美等，不断向孙中山汇报国内形势，再三请他疾速归来。

东南巨埠上海，于全国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沪上的数十种大小报纸，自武昌起义爆发后，热诚报道、宣扬全国各地光复独立，脱离清朝专制统治，他们都把未来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也因此特别关注孙中山的行踪，纷纷热诚呈请孙中山早日回来。

即使一些商业性各立宪派政治背景的报纸，也开始转变立场，在革命浪潮和民心向背的推动下，倾向于孙中山。

密切注视着国内时局的孙中山，在为未来中国谋外交与经济支持告一段落后，于1911年11月24日由法国马赛登轮东回。

这位在海外奔波飘泊了16年的革命先行者，于11月29日发表《致上海〈民立报〉电》，通报了自己己经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民立报》即于次日在醒目位置刊发了这则电文。

12月25日，在“虚位待袁”的喧嚣声中，孙中山安抵上海。

12月29日上午10点钟，各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选。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赴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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