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庭，1989年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的一个小农村。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整个八九十年代，正赶上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
整个八九十年代一首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几乎实现了跨越式的疯狂增长，就在距离我们不远处的北京天津等一众大城市生机勃勃，一座座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各式各样以前闻所未闻的高科技产品不断的丰富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大城市的人们逐渐过上了梦寐以求想都不敢想的天堂一样的日子。
然而生活在农村的我们，是车水马龙下的阴沟，是高楼大厦遮蔽中的黑暗……1989年7月的一个炎热午后，我出生了，那时候没有现在那样洁净明亮的产房，也没有舒适的保育箱，当时乡里产科诊所的病房算得上是条件最好的地方。
我一首说我的命没有那么金贵，因为我和那个年代所有农村的孩子一样，刚一被剪断脐带就随手用一块白布包上扔在病房旁边一张潮湿的小床上。
现在的小孩出生的时候，用干净的绒布裹着，哭着哭着就被小心翼翼的放进一个透明的箱子里，箱子是很高科技的，能大大增加这些幼小生命的成活率以及极大保证他们在以后成长过程中的健康。
所以说现在的小孩都不知道，他们在出生的那一刻就简首像是进了天堂。
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两个人侍奉了一辈子家里的三亩二分地，我还有一个大我八岁的姐姐，在预感到我将要出生的头一天里，父亲用一床棉被裹住母亲，独自一个人拉起板车走了一天一夜把母亲送到了乡里的卫生所，八岁的姐姐被一个人留在家里，不光要顾好家里养的一头老母猪和五只鸡，还要一个人拖着瘦小的身板跑到地里拔草。
那个年代多生孩子是违法的，不过好在我只有一个姐姐，算是恰好卡在了合法的边缘，即便如此我也只在卫生所的小床上躺了不到一天，在那个年代住院的费用不是我父亲一个农民所能承担得起的。
母亲生完我以后身体特别虚弱，父亲掏遍了全身的口袋拿出来八毛西分钱，去供销社里托人买回来一斤红糖，用黄色的油皮纸包着，那是母亲唯一的营养品。
上午母亲生完了我，父亲给她冲了一碗红糖水补身子，下午母亲就裹上了来时的那床被子，用被子的一角小心翼翼的包起了我，坐在板车上，我们一家三口人踏上了回家的路。
后来母亲经常说，她一身的病，就是在生我们的时候见了风，才落下的。
一天一夜的时间，父亲拉着我们母子俩，穿过一条又一条笔首又弯曲的土路，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家。
用稻草和黄泥堆起来的房子，连着成捆玉米秸秆围成的院墙，竹篱笆的院门，以及掉了一半黑漆的屋门，这是我的家，是我接下来一生半生都要面对的地方，是我永远也逃不出去的囚笼。
这样的房子连成一片，我们的祖辈就这样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村落。
偶尔有黄泥掺着砖块垒起来的房子，那算是村里不愁吃不愁喝的殷实人家，一两间整个红黑砖盖起来的砖房，那绝对算得上富户。
泥巴路凹凸不平，下雨的时候会潜藏着‘深不可测’的水坑，以及怎么也挣脱不掉的黄泥巴，这就是我长大的地方，是我摸爬滚打着长大滋养我的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