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第三年,贺砚臣给我改了备注。
不是老婆。
是:19:00—19:30。
他说,他一天只留半小时处理私人事情。
我发消息早一分钟,他不回。
晚一分钟,他也不回。
有次我发烧到三十九度,在医院输液,给他打了七通电话。
晚上七点,他准时回拨。
“还有二十九分钟,说重点。”
我哑着嗓子问他能不能来接我。
他看了眼行程。
“二十九分钟不够来回。”
“自己叫车。”
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工作太忙。
所以每晚那半小时,我从不敢浪费。
想说的话会提前写好,委屈也尽量挑重点讲。
直到某天凌晨一点,我被雷声惊醒。
床边没人。
客厅里,贺砚臣正靠着沙发给他的项目经理岑嘉树改方案。
女人在视频那头委屈地说:“贺总,都一点了,我是不是占你太多时间了?”
他笑了一声。
“你找我,我什么时候跟你算过时间。”
我站在门后,突然想起三小时前,我胃痛得直不起腰,敲过他的书房门。
他说:“你的时间今天已经用完了。”
我回到房间,把手机里每天十八点五十九分的闹钟关掉了。
第二天晚上七点,贺砚臣第一次没等到我的消息。
……
七点零三分,贺砚臣打开书房门看我。
“今天不汇报?”"